兄弟情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等我到了学院以后开始等待老夏，半个小时过去他终于推车而来，见到我就骂：日本鬼子造的东西真他妈重。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老夏又多一个观点，意思是说成长就是越来越懂得压抑**的一个过程。老夏的解决方式是飞车，等到速度达到一百八十以后，自然会自己吓得屁滚尿流，没有时间去思考问题。这个是老夏关于自己飞车的官方理由，其实最重要的是，那车非常漂亮，骑上此车泡妞方便许多。而这个是主要理由。原因是如果我给老夏一部国产摩托车，样子类似建设牌那种，然后告诉他，此车非常之快，直线上可以上二百二十，提速迅猛，而且比跑车还安全，老夏肯定说：此车相貌太丑，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