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克斯的故事

第一次真正去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人去北京，那时候坐上火车真是感触不已，真有点少女怀春的样子，看窗外景物慢慢移动，然后只身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连下了火车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以后陆陆续续坐了几次火车，发现坐火车的诸多坏处，比如我睡觉的时候最不喜欢有人打呼噜，还有大站小站都要停，恨不得看见路边插了个杆子都要停一停，虽然坐火车有很多所谓的情趣，但是我想所有声称自己喜欢坐火车旅行的人八成是因为买不起飞机票，就如同所有声称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只要能挪动就可以不必追求豪华舒适品牌之类的人只是没钱买好车一样，不信送他一个奔驰宝马沃尔沃看他要不要。

比如说你问姑娘冷不冷然后姑娘点头的时候，你脱下她的衣服披在自己身上，然后说：我也很冷。

那家伙打断说：里面就别改了，弄坏了可完了，你们帮我改个外型吧。

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或者痛恨我的，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喜欢只是一种惯性，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无论怎么样，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

这可能是寻求一种安慰，或者说在疲惫的时候有两条大腿可以让你依靠，并且靠在上面沉沉睡去，并且述说张学良一样的生活，并且此人可能此刻认真听你说话，并且相信。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而老夏因为是这方面的元老人物，自然受到大家尊敬，很多泡妞无方的家伙觉得有必要利其器，所以纷纷委托老夏买车，老夏基本上每部车收取一千块钱的回扣，在他被开除前一共经手了十部车，赚了一万多，生活滋润，不亦乐乎，并且开始感谢徐小芹的离开，因为此人觉得他已经有了一番事业，比起和徐小芹在一起时候的懵懂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