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重庆谈判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听了这些话我义愤填膺，半个礼拜以后便将此人抛弃。此人可能在那个时候终于发现虽然仍旧是三菱的跑车，但是总比街上桑塔那出去有面子多了，于是死不肯分手，害我在北京躲了一个多月，提心吊胆回去以后不幸发现此人早就已经有了新男朋友，不禁感到难过。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老夏激动得以为这是一个赛车俱乐部，未来马上变得美好起来。

内地的汽车杂志没有办法看，因为实在是太超前了，试车报告都是从国外的杂志上面抄的，而且摘录人员有超跑情结和概念车情结，动辄都是些国内二十年见不到身影的车，新浪的BBS上曾经热烈讨论捷达富康和桑塔纳到底哪个好讨论了三年，讨论的结果是各有各的特点。车厂也不重视中国人的性命，连后座安全带和后座头枕的成本都要省下来，而国人又在下面瞎搞，普遍有真皮座椅情结，夏利也要四个座椅包上夏暖冬凉的真皮以凸现豪华气息，而车一到六十码除了空调出风口不出风以外全车到处漏风。今天在朋友店里还看见一个奥拓，居然开了两个天窗，还不如敞篷算了，几天前在报纸上还看见夸奖这车的，说四万买的车花了八万块钱改装，结果车轮子还没有我一个刹车卡钳大。一辆车花两倍于车价的钱去改装应该是属于可以下场比赛级别了，但这样的车给我转几个弯我都担心车架会散了。

还有一个家伙近视，没看见前面卡车是装了钢板的，结果被钢筋削掉脑袋，但是这家伙还不依不饶，车子始终向前冲去。据说当时的卡车司机平静地说：那人厉害，没头了都开这么快。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